张宏杰：沉重的“轻徭薄赋”——官僚系统为什么不断扩张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之后，这个制度反复出现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汲取能力过度发达，很快就会超过社会的承受能力。

在秦代之后，几乎中国每一王朝都宣称要轻徭薄赋，减轻民众负担。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王朝的后期，官员的横征暴敛都会导致农民揭竿而起。

这是为什么呢？

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区别，就是“名义赋税”和“真实赋税”。

【1】名义上，大部分王朝的赋税都是很低的。

比如汉初制定的税率，是三十税一，非常低，在全世界都是最低水平。但是汉代人写的《盐铁论》却记载，名义上对自耕农虽号称三十税一，但实际是按亩定额征收，加上“口赋更徭之役”，已是“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实际的税率达到了50%。

明朝也是这样，朱元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调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他规定的税率也是三十税一。但是实际上，明朝中后期实际税收是名义税收的十几倍，沉重的赋税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

为什么历代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呢？当然是因为政府的收入不够花，只能变着花样加税。

政府的收入为什么不够花呢？

【2】财政供养人员太多。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才5000人；到了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间，已达1万多人；而皇祐年间（1049年~1053年），更增加到2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内外官员竟达4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28000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这是指官员。传统社会，官吏是分途的。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数字都是“领导”，还不包括“科员”。至于科员也就是“吏员”数量，更是惊人，传统时代，吏员经常处于严重超编状态。

吴思根据《虞谐志》计算，明代后期，常熟县的吏员超编二三十倍，一个县吏员合计为5900人。清代也是这样，比如清代河南山东总督衙门“经制书吏，上下两班，每班十名，共二十名。今现在办事书吏头班二班俱有百余名，是较经制十倍有余”，超编十倍。

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当中提到，学者、循吏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7000人，而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70人，也就是说，实际人数竟然是规定编制的100倍。

【3】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第一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

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传统王朝承平日久，通常会出现经济恢复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局面。皇帝应对复杂化社会的方式，从来不会是鼓励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他们唯一的手段是“管”，“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通过增加机构、增加人员，来把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管起来，以防社会动荡。

“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规章制度越来越多，文件越来越厚，机构越来越多。“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因此，社会的发育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官权是皇权的代表，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因此也就没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投瓦砾”。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500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三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

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4】人数扩张的背后，是腐败的加剧。

财政供养人数的扩张本身其实并不太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随着人数的扩张，背后是腐败的加剧。如此多的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并不是为了挣那份死工资，而是为了能获得寻租的机会。

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传统社会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在权力的直接支配之下进行的。在传统社会，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失去一切。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式权力又基本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独断专行。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为了约束权力也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但是因为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教化的作用，相信“有治人无治法”，所以实际上这些制度发挥的作用很小。用孟德斯鸠的话说就是：“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因为这个原则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

因此，每个王朝的中后期，腐败无不迅速发展，甚至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由腐败造成的民众负担加重，往往是官员俸禄的数倍、数十倍。而这种腐败通常得不到有效治理，因为在腐败导致王朝崩溃前，官僚集团是受益者，受损的只是老百姓而非政府。

瞿同祖精辟地指出：“地方官员与绅商之间、群众与官吏及其从属人员之间、人民与在地绅商之间，都有着一种隐含的冲突关系。所有这些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会有紧张（冲突），他们却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

腐败使得税收大量流失，发展到极端，到了王朝后期，有可能税收最终到达中央的只有1/20，其他95%都流失在税收过程当中，也就是说被各级官吏贪污掉了。

【5】其他既得利益群体，也给民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官员人数增多、腐败蔓延，只是导致财政负担加重的一个原因，传统社会还有其他既得利益群体，比如皇族，也给民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8月，他已生育子女共94人。

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皇族于各地，不过49人。180多年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19611人，增长了400倍。而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又增至8万多人。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

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100万人之多。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为什么皇族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呢？这是制度决定的。朱元璋为了让他的子孙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特意规定皇族不能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都由国家养起来。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皇族们增加收入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每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

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俸禄如此丰厚，刺激着各地皇族拼命娶妾，拼命生孩子。

皇族们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税收。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

比如山西省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52万石，而山西王爷们每年消耗的俸禄是312万石。河南年财政收入为84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192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因此，这些皇族的存在，对百姓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我们上一章说到的河南福王的下场为什么那么惨呢？因为他给民众造成的负担太重了。

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30万两的巨款；朱常洵“就藩”时，万历皇帝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4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河南官校藐法，横行于洛中”，“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这种凭借皇族的特权祸乱地方的情况，几乎在每一个王府都有发生，因此起义军对皇族才如此痛恨。

【6】除了以上这几个原因，导致民众负担急剧上升的通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皇帝的“多欲好动”。

秦皇汉武都是最好的例子。秦皇的事迹我们说过了，我们再来看看汉武。

对汉武帝的评价，一般都少不了“雄才大略”这四个字，他的一生是在一个又一个大事当中度过的，“征匈奴”“征南越”“征西南”“开漕渠”……真可谓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不过，“功业”与“代价”总是紧密相连的。汉武帝固然伟大，但是问题也不小。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大事，有些是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匈奴”“开漕渠”，有的是没有必要做的，比如“征南越”“征西南”，因为这些地区对帝国的安全并没有构成威胁。

有些必要的事，也做得有问题。汉武帝先后开凿大量河渠，这些河渠有的发挥了作用，也有很多是计划不周，盲目兴工，最后废弃了。比如他凿渠通褒水和斜水，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运之用”。

汉武帝于在位53年间，共发动战争达26次之多。其中很多次战争毫不慎重，没有必要。比如武帝后期在北方的军事行动，经常在敌情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劳师远征，深入绝域，带有某种赌博色彩。所以后期战争，钱基本都是白花了。

因此吕思勉评价说：“……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

此外，汉武帝有很多和秦始皇一样的爱好，比如“营宫室”：他先后在长安大兴土木，建未央宫、甘泉宫、建章宫、蜚廉桂观、益延寿观、通天茎台等。大都极为豪华，极尽奢靡。“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余丈，辇道相属焉。”

他也喜欢“求神仙”和“巡幸天下”，而且出手比秦始皇更豪爽。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第一次出巡，封泰山，所过赏赐，就用去帛百余万匹，钱以“巨万”（万万）计。此外他还“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礼盛典，几无虚岁”。

纵观汉武一朝，花起钱来真是随心所欲，非常潇洒。这自然就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综上所述，虽然很多王朝开国都宣称轻徭薄赋，但是不久都会变成沉重盘剥。

张宏杰是历史圈怪才，先后受业于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和清华大学秦晖教授，但写的却不是传统的学术著作，自称“历史的局外人”，受莫言、刘瑜、柴静、史铁生等一众名作家推崇。

◎他写历史，比小说还好看

他用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自带语言天分。在写作材料上，除了扎实的史料，还在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里穿梭自如。

著名导演姜文说：“他是个有意思的人，也是个有本事的人。十多年前，史铁生就向我推荐过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读了好几遍，还有点读不够。”

◎他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坐标上来聊，在比较中读历史，更容易看清楚，看到真相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刘邦、朱元璋都出身最底层，最后通过战争夺得了皇位。而放眼整个世界，这种事情在别的国家就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哪个农民成功当上了国王。根子就在体制。

柴静：张宏杰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刘瑜：拒绝谄媚的人，最令人欣赏。我的同龄人里，我比较爱读张宏杰，他不立场先行，不杀气腾腾，愿意花很大的功夫去支持一个很小的结论。

当年明月：第一次读张宏杰的书，我是站在书店里读完的。张宏杰的作品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莫言：我很少读到什么历史读物能像张宏杰的这些作品一样给我带来这样大的阅读快感。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

既有学术背书，又有独特见解，写得比小说还好看，张宏杰老师的另类史书，稳稳跨入畅销书行列，累计销量超过300万册。

从张宏杰老师的历史作品里，可以读人性，读中国国民性，还可以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全方位地从世界看中国。有幸得到张宏杰老师的亲笔签名，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张宏杰作品集”（共8册，含6册签名）：

点“阅读原文”了解更多